公元320年，赵王石勒下令“清定五品”，不久“复续定九品”，率先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恢复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之法，正式承认了汉族士族的选举和免役特权。作为内迁边疆民族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，后赵在石勒统治期间，顺应历史潮流，主动融入华夏历史文明，全面采用汉晋制度和文化，为后来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效示范，积极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。

公元320年，也就是羯人在中原建立后赵政权翌年，赵王石勒下令“清定五品”，不久“复续定九品”，率先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恢复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之法，正式承认了汉族士族的选举和免役特权。在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异常激烈的十六国早期，石勒的这一举措，对于推动边疆民族的华夏化进程，促进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统治者间的深度融合，具有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。

石勒（公元273—333年），字世龙，上党武乡（今山西榆社县）羯族人，父祖皆为羯人部落的小首领。羯族是西域胡和其他胡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，来源较为复杂，故史书也称其为“杂胡”。自东汉起，羯人随南匈奴内徙，开始与并州汉人杂处。到西晋时期，羯人势力衰微，基本被政府纳入编户系统，部落组织名存实亡。石勒虽出身部落小率之家，甚至还代理过小率，但地位与一般羯人无别。他幼时当过小贩，后来又给地主做过田客（或说为奴）。晋太安年间（公元302—303年），并州饥乱，石勒与族人逃亡，饥寒交迫之余，时刻担心被官府抓捕贩卖。石勒受人帮助，侥幸躲过几个难关。不过，他终于还是未能摆脱惨遭贩卖的命运。此时恰逢并州刺史司马腾为给军队换取军资，大肆掠卖胡人。石勒也在被掠之列。他沿途饥病交加，备受殴辱，终被卖至茌平（今山东茌平），成为大地主师懽的奴隶。青少年时期的石勒，与众多内迁边疆族人一样，可谓饱尝西晋统治者的压迫之苦。

早年的这段悲惨遭遇，直接导致石勒走上武装反晋之路。他被贩卖至茌平后不久，就凭借个人武力胆识，与人结为“群盗”，号称“十八骑”。随后加入茌平牧场主汲桑领导的义军，“劫掠郡县系囚，又招山泽亡命”。汲桑战死后（公元307年），石勒收纳部分乌桓、杂胡人，率众投奔已在山西离石建立“汉”政权的匈奴人刘渊。在汉刘渊的旗帜下，石勒注意招纳各族流人，扩充实力，逐渐成为重要的反晋力量。他于永嘉五年（公元311年），消灭王衍率领的晋军主力，残害晋室将士和王公士庶共达二十余万人。石勒出于仇恨，亲手制造的这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，给西晋政权的打击是致命的。西晋自此基本丧失在中原地区维持统治的能力。到了公元312年，石勒听取汉族谋士张宾的建议，改变以往流动作战的策略，占取襄国（今河北邢台）为根据地，图谋发展。经过辛苦经营，艰难奋战，他逐步兼并幽、并、青州的其他割据势力，成为华北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。公元319年，匈奴刘氏集团内乱，石勒正式树起旗帜，建立后赵政权。公元329年，石勒消灭割据关中的前赵刘曜，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。公元330年，改称皇帝。

石勒的成长壮大之路，是颇为艰辛的。十六国时期的其他胡族君主，大都是凭借自己部落酋豪的身份，依靠本部族的力量，入主中原建立政权。石勒出身寒微，没有强大的部族力量可资依恃。石勒之所以能在短短十数年间，由奴隶而自树旗帜，并最终称帝北方，除了个人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，还有两个因素，颇为重要。

一是注意吸收各族优秀人才，纳为己用。最显著的例子是永嘉二年（公元308年），石勒攻陷冀州郡县坞壁百余处，得众十余万，集结“衣冠人物”为“君子营”。由此形成了以张宾（晋中山太守张瑶之子）为谋主，以刁膺、张敬、夔安、孔苌、支雄、呼延莫、王阳、桃豹、逮明、吴豫等人为骨干的统治集团。这一统治集团，既有羯人，也有其他胡族人，还有汉族人，实际上是个多民族联合体。

二是认同华夏历史传统，积极效法汉晋制度。这种文化心态和制度取向，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，影响也更为深远。

石勒在襄国树立旗帜时，并没有从羯族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政权标识，而是因其统治中心本为春秋战国时期赵国故地，故而以“赵”为国号。国号是政权文化属性的象征，很显然，石勒及羯族统治者在文化心态上是认同华夏历史传统的。他们自认为后赵是不折不扣的中原政权或华夏政权。所以当消灭前赵刘曜，占据北方大部分地区之后，后赵拟定自己政权的德运，即“以赵承金为水德”。承金，就是承晋。也就是说，石勒认为上接周秦汉晋的合法政权是后赵，而非偏安南方的东晋。这完全是以华夏正统自居。

同时，石勒与羯族统治者很重视学习中原文化。石勒虽不识字，却经常命儒生读史书给他听，旨在汲取古代帝王的治国经验。为提高羯族素质，石勒先是设立太学，专门拣选人才来培养将佐子弟。后来又设立宣文、宣教、崇儒、崇训等十余小学，教育羯族王公大臣子弟。为宣传和普及儒家思想，石勒还亲临大小学，考查学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。这些措施，进一步深化了羯族人民对华夏文化的认同。

与文化认同相一致，后赵的政治制度基本采用汉晋旧制。在官僚机构方面，不论中枢组织，还是军事、地方组织，均沿袭魏晋官制。在选官制度上，推行九品中正制和察举、荐举之法。在经济制度上，效法西晋，推行户调制，“户赀二匹，租二斛”。在统治模式上，后赵虽然实行胡汉分治，专门设立单于庭来统领部落民族事务，以确保统治民族的优势地位。但石勒称皇帝后，“单于庭”是其下设机构，受皇帝的完全支配。皇帝作为国家统治者，享有绝对权力。这其实是秦汉以来的华夏传统。

尤为难能可贵的是，在具体的政治措施上，石勒准确领会了儒家施政的基本精神，比较重视人民疾苦，也能克制个人奢欲。立国之初，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，石勒“遣使循行州郡，劝课农桑”。在消灭北方割据势力段匹磾后，立即遣散流民三万余户，复其本业，并设置地方官予以安抚。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再有就是石勒在执政期间，较为注意节俭用度。他晚年想在邺城营建新宫，大臣上书切谏，石勒尽管心里很不舒服，但还是下令停建，并感叹道：“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！”及至临死，他还留下遗诏，要求葬礼从俭。

正是因为石勒认同华夏历史传统，并且主动效法，身体力行，后赵才能消灭众多割据政权，实现西晋灭亡后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。而这种成功反过来又证实了华夏历史文明的强大生命力。它表明在十六国时期，内迁边疆民族的华夏化是历史的大趋势。

作为内迁边疆民族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，后赵在石勒统治期间，顺应历史潮流，主动融入华夏历史文明，全面采用汉晋制度和文化，为后来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效示范，积极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。这一历史贡献，是很值得我们肯定的。

（本栏目总撰稿为卜宪群，本期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连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