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1948年初，习仲勋三次致信党中央、毛主席，主张尽快纠正土改中的“左”倾错误。毛主席看了非常重视，批示说：“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。”
　　土改运动初期，由于政策的不完善等诸多原因，在纠正工作过程中的右倾偏向后，又出现了“左”的错误，一部分中农利益受到侵犯，中小工商业者也受到冲击，在一些地区还发生了乱打滥杀现象。
　　1947年，康生在山西搞土改，“左”得出奇，定成分搞扩大化。凡定成地主富农成分的，都被分了土地和浮财，还要拷“底财”(埋在地下的银元等)。冬天，把地富一家老小拉出来，脱去上衣，用冻硬的麻绳鞭打，叫他们招供“底财”埋在哪。场面惨不忍睹。这股歪风也刮到了陕甘宁边区，有人就要斗民主人士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，以及边区参议会议长安文钦等人。他们还说志丹县有“四大家族”，即老革命刘志丹、曹力如、王子宜、马锡五，并说这几家都是大地主，要清算。其实这四家成分最高的不过是富农，还被国民党抄了家。到了1934年，土地也被分了。按当时的土地法规定，土地被分五年以后，就可不算地富成分了。但“左”的风气一来，这些统统管不了了。
　　经过深入调查研究，1948年初，习仲勋联系边区实际，先后于1月4日、1月19日和2月8日三次给党中央、毛主席写信，如实报告边区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的“左”倾问题及所造成的危害，并说明目前正在努力纠正的情况。
　　在1月4日的报告中，习仲勋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提出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老区和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老区、半老区，应按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。经过土地革命、土地问题基本解决的老区，应主要实行调剂而不是打乱平分。在土地革命不彻底的老区和半老区，对地富所有较多较好的土地，应实行抽多补少，抽肥补瘦，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。
　　对此意见，毛主席非常重视，批示说：“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。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，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，少犯错误。”并转发各根据地，及时制止了“左”倾现象。同时，毛主席还提议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同志到各县调查研究，总结经验，树立典型。随后，习仲勋带领西北局的同志，及时总结和推广了黄家川村土改工作的经验，并将有关材料报党中央。毛主席阅后非常高兴，指出黄家川的经验具有典型性，对全国老解放区土改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。
　　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关中土改时，习仲勋经过调查，在一次会议上说：“关中地富占不到农户的8%，不要硬套总的政策，要实事求是，有多少是多少，不能扩大斗争面。”土改结果地富只占4%，其中地主不到2%。
　　1964年，“社教”开始，有人突然提出“陕西是和平土改，习仲勋保护地富，民主革命不彻底”。结果又来了一次成分划分，地富被划到8%还不止，有的地方划到了16%。仅长安县的地富一下子就比原土改时增加了16倍。因成分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的多达645人。
　　1947年在陕北要再搞土改时，画家石鲁同志提出：“老区土改已过了12年，现在又要土改，什么人有这个要求，是‘二流子’(游手好闲的人)，他们好吃懒做，自己分到土地，不好好劳动，又穷了，现在想趁机‘打富济贫’，抢别人的劳动果实。这些人虽穷，是流氓无产阶级，不能依靠。”在“左”的风气下，有人批评石鲁反对土改，是立场问题。习仲勋同志知道后说：“石鲁同志的看法，完全符合实际，这是实事求是。”
　　这不禁使我们又想起习仲勋在解放后土改中讲的一段话：“不要以为‘左’比右好，要是乱斗乱打，我看右就比‘左’好。右，无非是地富成分定少了，或定慢了，我们可以纠正。‘左’了，把好人划成了敌人，甚至逼死人，损失就大了。当然不‘左’不右最好。这就要实事求是。现在政权在我们手里，只要搞好调查研究，能听取不同意见，就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。”

（本文摘自《习仲勋的故事》 作者：崔晓民 温若谷 崔利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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